关于庐陵文化的演讲稿x（品读庐陵文化演讲稿800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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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一

“巍巍城郭阔，庐陵半苏州。”

庐陵文化源于七千年前的青铜文化，以“三千进士冠华夏，文章节义堆花香”而著称于世。它是一种地域文化,是有史以来生活在庐陵一带的人们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,包括思想、道德、观念、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等,指的是吉安的古、近代文化。它的精髓是“文章节义”,具体内容十分丰富,包括青铜文化、陶瓷文化、农耕文化、宗教文化、书院文化、科举文化、名人文化和民俗风情等,有鲜明的地方特征,是赣文化的重要支柱。

庐陵文化的覆盖范围应包括秦汉时设立庐陵县、郡所辖地域,以吉泰盆地为中心,辐射开去。不仅现在吉安市所辖两区、一市、十县属庐陵文化圈,与赣州、抚州、宜春、新余接壤处也受其影响,如莲花和兴国赣县、乐安等部分区域,不少文化传统内涵与庐陵文化是相似、相通的。

“博大精深，优美典雅，刚正义烈。”

庐陵文化重视教育,科举兴盛。从隋至清的千多年间,朝廷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。于是科举考中进士的多少,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文风是否昌盛,文化是否发达,人才是否众多,声望是否显扬的重要标志。庐陵地区考取的进士近3000名,而文化发达的苏州只1771人,就一个州府而言,是全国最多的。明代有两届科考,前三名都是吉安府人,“双连冠”在全国更是绝无仅有。共考取状元16名,名列全国前茅。隋唐以后,官员多从举人、进士中任命,正宰相江西共28人,其中吉安就有8人,占28.6%；还有副宰相9人和众多的尚书、巡抚。他们的为人行政,是好的和比较好的,为国家、为社会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,有的为国捐躯,名留青史,好几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。

它崇尚文化,成就突出,文学家、思想家多。《全宋词》中作者1397人,其中江西174人,占12.5%,居全国第二；吉安有52人,占全国的3.7%,占江西的29.9%。《哲学大辞典》收江西宋明时哲学家50人,其中吉安10余人。他们有的是全国一流的哲学家,站在时代的前列,为追求理想奋斗不息。庐陵还培育了许多史学家、地理学家、农学家、教育家等。他们博学多识,为中华民族的文明、进步做出了贡献。

它拥有忠贞节烈的精神和刚正坚毅的品格。欧阳修、文天祥、胡铨、杨邦义、解缙、李时勉、刘球等,是庐陵先贤中的杰出代表；还有不少清官、义士、烈女等,他们饱读诗书,受到“忠君报国”、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儒家思想熏陶,都很讲忠义,讲气节。这种精神必然影响到庐陵的文风、士风以及民风,成为一种优良传统,代代相承。

“历史悠长，潮流不减”

庐陵文化历史悠长，却不不显沧桑之感，与时俱进，甚至曾有左右时代潮流前进的方向。 一座体现庐陵文化的建筑或建筑群，不仅仅要展示它悠长的历史，更要融入新的思想，走在时代的潮流浪尖。

篇二

最近，中共吉安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决定，大力宏扬庐陵文化，这一英明决策，令人振奋。它不仅是对古代先贤的尊崇敬仰，也是对我等今人的启迪鼓舞，还将是对未来后生的鞭策激励，也必将对市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，同时，也为观光旅游事业带来新的契机。兴奋之余，就庐陵文化的内涵和宏扬，说点看法，向同志们请教。

吉安在汉代名庐陵，隋代称吉州，元代改为吉安。西汉时，新干、峡江为新干县，安福为安成、安平县，后来均逐渐归属于吉安。全区土地（含莲花）25 000余平方公里，人口400余万。面积、人口较九江、抚州为多。在3 000年前，即有发达的青铜文化。1989年在新干大洋洲发现大量精美的青铜器、玉器，震惊中外，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增添新的篇章。在此之前，不为世人所知。一个地方获得显赫的名声，或得之于人，或得之于文，或得之于物，或得之于事。历史上“庐陵”二字为人们所知晓，首先得之于1 500年前载于《南史》的南齐时庐陵人匡昕，他是一位隐士，又是一位孝子，母亲“病卒经日”，他从山中奔回，抚尸号啕痛哭，母竟哭苏，民间广为传颂。1 000年前五代南唐时，吉州人宋齐丘任宰相，重文经武，发展农桑，政绩显著，使南唐富庶强盛，经济文化高于各国，后因功高震主，不幸被害。尤其是900年前的欧阳修，为庐陵带来了好名声。欧是否发达，人才是否众多，声望是否显著的重要标志。

据光绪版《江西通志》记载，唐代江西进士65人，吉安各县县志记载，吉安县进士4人，吉水县3人，泰和县1人，宁冈县1人，共9人，占全省进士的13，84％，吉属其他各县未记载唐代进士。唐代看重进士科，名额极少，一科仅取数名，最少的一科仅取一名，最多三四十名，白居易那一科，只17名，柳公权那一科19名，宜春人卢肇中状元那一科22名。唐代进士，极为难得。宋代重文轻武，科举大开，江西进士飚升，多达5 442人，吉州进士1 032人，将近占全省的19％。明代江西进士3 148人，吉安994人，约占31，9％。清代江西进士1 787人，吉安205人，占11，5％。宋、明、清三代的吉安进士尚未含峡江、新干二县之数。总计自唐至清，全国进士98 689人，江西全省进士10 560人，占10，7％，吉安进士2 749人，占全国进士的2，86％，占全省进士的26，75％，这已是不小的数字和比例，吉安各县在统计时，有少量的重复，但与总数不会相距太大。还有在文科进士的前三名，称为鼎甲，江西计有状元41人、榜眼28人、探花35人，合计104人。其中吉安状元15人（即：何昌言、文天祥、胡广、曾启、萧时中、陈循、曾鹤龄、刘俨、彭时、彭教、罗伦、曾彦、罗洪先、刘同升、刘绎）、榜眼16人，探花14人，共计45人，竟占全省鼎甲，即进士前三名的43，2％。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建文二年（1400）庚辰科、永乐二年（1404）甲申科所有前三名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均为吉安人士所夺得，他们是吉水的胡广、王艮、吉安的李贯和永丰的曾启、吉水的周述、泰和的杨相，可谓团体双连冠。

历史上出现这种前三名为一州一府所夺得的奇迹，共有四次，一次为浙江，一次为福建，两次为江西，并且两次都同属一府，又是连续获得，这是绝无仅有，应视为殊荣。全国共有状元724名，江西占5，66％，而吉安占2，02％。历史上，出状元最多的是苏州，出进士最多的是吉安。苏州进士1 771人，吉安进士2 749人，绍兴进士2 238人，其他州府，恐无超过吉安进士数者。

隋唐以后，官员大都从进士、举人中任命，最高的官员为宰相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历代宰相和副宰相约2 829人，江西为90人，占3％以上。全国历代正宰相无准确统计，江西正宰相和相当于正宰相的为28人，其中吉安府达8人，占全省的28，6％，他们是吉安宋齐丘、周必大、文天祥、陈文，永新刘沆，泰和杨士奇、陈循，安福彭时；副宰相也有9人，即峡江陈乔，永丰欧阳修，新干金幼孜，吉水解缙、胡广，泰和萧囗（金＋兹）、尹直，安福彭华，永新刘定之。至于肩负朝廷其他重要职务的官吏，如安福欧阳必进、王学夔，泰和王直、罗钦顺，吉水曾同亨、周延、李日宣、邹元标等，均曾任吏部尚书；又如吉安胡东崖，万安郭宗臬，泰和尹直、郭子章，吉水周延、萧大亨、李日宣、李邦华、毛伯温，永丰聂豹，都曾任兵部尚书。而任礼、工、刑等部尚书及各部侍郎、翰林、御史等则为数更多。吉安籍的宰相、副宰相等绝大多数的表现，也就是他们的为人行政，是好的和比较好的，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社会、为百姓做了大量的有益的事，有的还为国捐躯，名留青史，有的在世时即被老百姓立生祠纪念，好几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。

反映吉安文化昌盛的一个方面是善于赋诗填词的文学家特别多，据对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全宋词》统计，全书宋词作者1 379人，其中江西作者174人，占12，46％，仅次于浙江，居全国第二。而吉安作者52人，在全省最多，占全国的3，7％，占江西的29，89％。这些享有盛名的词家诗人，这里不一一例举。

反映吉安文化昌盛另一个方面是思想深遽的哲学家也特别多，仅《哲学大辞典》即收江西宋明时期哲学家50人，占全国同期哲学家的六分之一，其中吉安哲学家占有很大的份额，他们当中以理学家居多，但是具有新思想、批判理学中唯心主义观点的也不少，有些是全国第一流哲学家，如泰和罗钦顺，安福邹守益，永丰聂豹、何心隐，永新颜钧等。他们当中有唯物主义者，有平民主义者，还有空想社会主义者，是哲学家中的先进者、革新者，他们站在时代的最前列，有的为追求自己的理想奋斗不息，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他们的著述，是庐陵文化中最闪光的部分。

唐宋以来，吉安还出了许多文章家、史学家、地理学家、天文学家、农学家、科技家、水利家、医学家、教育家、音乐家、书画家和无所不通的学者以及清官、循吏、义士、节妇、贤母、才女等。他们都为庐陵文化增添了异彩。

在这些饱读诗书和科举出身的人士中，他们受到“忠君报国”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儒家思想的薰陶和教育，也是小农经济所固有的坚韧性对他们的深刻影响，庐陵士大夫特别具有刚正坚毅的精神、气节义烈的风范，文天祥、胡铨、杨邦义、解缙、李时勉、刘球等，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。从封建朝廷给他们的种种谥号，也充分反映了他们忠贞义节、刚毅正直的气质和品德，如欧阳修谥文忠，杨邦义谥忠襄，胡铨谥忠简，周必大又谥文忠，杨万里谥文节，解缙谥文毅，杨士奇谥文贞，李时勉又谥文毅，刘球谥文囗（民＋攵＋心），罗伦也谥文毅，邹元标谥忠介，等等。他们谥号中离不开忠、文、节、毅这样崇高的单字。他们的精神必然影响和反映到吉安的文风、士风以及民风中，吉安地区的历代农民敢于斗争、敢于反抗；红军战争时期，吉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追随毛泽东、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闹革命，前仆后继，不怕牺牲，光荣献身的烈士有姓名可数者，达50 078人，超过全省的五分之一。据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》载，在1955至1965年授予中将军衔的全国177人，吉安地区22人，其中吉安县13人。少将则为数更多。全区那么多中将、少将、国家部长和省委书记，也都是从当年的贫下中农、雇农和青年学生中出身的，也都是无数忠勇坚毅的义烈之士中的幸存者。吉安被称为文章节义之邦，绝非偶然。

庐陵文化或吉州文化的特点或特征，其内涵是博大精深，其表现是优美典雅，其精神是刚正义烈。是江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相当的份量和比重。人们谈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，必谈文天祥、胡铨；谈文学、史学，必谈欧阳修；谈诗词，必谈欧阳修、杨万里、文天祥、刘辰翁、刘过；谈哲学，必谈罗钦顺、罗洪先、邹守益、邹元标、聂豹、欧阳德；谈社会学，必谈何心隐；谈农学，必谈曾安止；谈水利学，必谈周矩；谈地理学，必谈罗洪先；谈百科全书，必谈解缙；谈清官，必谈周忱、王言，如此等等，吉水民间的许多谚言俚语，如一门三进士，五里三状元，一门七尚书，十里九布政之类，更使他们的名声远播。他们为我们留下的著述达数千部，其中吉安县人自南唐至清朝载于《四库全书》书目的著述作品，即有2 508卷集。庐陵人才与其所拥有的文化含量，与省内、国内同类州府相比较，不仅毫不逊色，应说有所过之。据《明英宗实录》卷二百六十八载，明代状元、内阁首辅泰和人陈循，曾对英宗说过：“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，自昔四民之中，其为士者有人，而臣江西颇多，江西诸府，而臣吉安府又独盛。”陈循在500多年前说的话，全是实情，决非虚言。过去因某些原因，宣传不够，今天加以宏扬，既是十分必要的，也是完全正确的。

历史上，吉安人才济济，文化鼎盛，究其原因，首先是由于吉安地域经济发达。南北朝时代，江南经济逐渐超过北方，唐代安史乱后，南方成为国家经济重心。吉安地区土地肥沃，田野开辟，“昔人足迹所未至者，今皆为膏腴之壤”（曾安止语）。制瓷、造船、制纸、织布、缫丝、种茶诸业，都很兴盛。吉安商人的足迹，遍及江、湖、川、广，成为江右帮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农、工、商三者的发展，为庐陵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其次是吉安的对外交往，在唐中叶张九龄开通大庾岭驿道后，长安、洛阳、开封、北京可经运河南下至扬州、镇江、杭州，沿富春江至常山，再至玉山、上饶，沿信江而下，经鄱阳湖，溯赣江，越大庾，至南雄，顺北江南达广州出海。这条水运为主的通道，使吉安处于重要的南北交通线上，促进了经济、文化的繁荣。从唐代起，吉安在省内即与九江、南昌、赣州并肩，同时成为全国32个重要城市之一。《徐霞客游记》中谈到当时吉安的繁盛，可与苏州比美。第三是北方民众因历次战乱，大规模南迁，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、文化带入江西地区，而赣江两岸，尤其吉泰盆地，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区，我在《庐陵才秀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》一文中，作了较详细的阐述，这里就不重复。第四最直接的原因，就是学校、书院林立，古代江西书院最多时，有1000多所，居全国各省第一，吉安有近300所，居江西第一。东晋陶母、北宋欧母教子读书的优良传统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徐霞客在他的《游记》中对当年白鹭洲书院大加赞赏，对书院的建筑作了详尽的描写。所谓吉州地区“序塾相望，弦诵相闻”，“人无贵贱，无不读书”，以至“三尺童子，稍知文章”之类的形容，并不夸张，千百年来，为庐陵培养了大量人才，在历史上才有可能涌现这么多杰出的人物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沦为资本──帝国主义的殖民地、半殖民地。国家的不幸，也为吉安带来灾难，庐陵文化也逐渐衰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历史翻开新页。改革开放后，吉安的经济文化日益发展，京九铁路的开通，为吉安的兴盛，带来了机遇。在新的形势下，如何发掘、继承和宏扬庐陵文化，成为今天的重要课题。

第一，要加强对反映庐陵文化载体的文物、典籍、古迹、园林、古村、故居等的发掘、抢救和保护，在整治、修缮以后，可以开放，让广大观众感受庐陵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节义精神，受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。

第二，要加强对庐陵文化的研究和宣传。对吉安历代名人的著述，要组织专人搜集、整理、出版，为他们出文集、专集、选集、全集、书信集、介绍集、评论集、研究集等，编写、制作庐陵重要人物的小说、影视、歌舞、戏曲、画册、折页、图像、邮票等，增强研究、宣传的力度、广度和深度。

第三，为继承、宏扬庐陵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井冈山革命精神，要加强城乡社会主义文明建设。这方面有许多工作可做，如场地、巷道、街名、路名、标语、口号、商标、广告环保、卫生等，都有清理、整治的任务，为人民群众、尤其是青少年创造一个良好的充满庐陵文化和革命文化氛围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环境。

第四，要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和城乡广大干部群众的教育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庐陵文化，如何继承、宏扬庐陵文化，了解庐陵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，并与学习井冈山革命文化相结合，从而提高我们的思想、文化素质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，为江西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为吉安的再现辉煌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！